从打车、“专车”这个事件上，暴露出管理部门一些政策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即不是用创新来考虑问题，而是拿着旧规章来裁剪现实情况，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如果是黑车违背安全，肯定会“人人喊打”，但现实情况是很多打“专车”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在监管上，就是存在从既有利益出发，从自己的主观设想出发。
专车服务需要的是规范，我总结为，要把“偏门”关住，现在就在于“关小门”，但是我们更要做的是开“大门、正门”。 “专车”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政府要提供明确的标准，不能以打击为主。当然确实是黑车不符合运营条件的要打击，但是要专门对“专车”这么发展应该给予说明，不能拿着一个出租车的条例来管“专车”。
《21世纪》：那么监管部门采取的方式要作出什么改变?
刘斌：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应该采取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准入要放开，设定标准就可以了。当然也允许退出，不是说给你发这个牌照你就不能退出了，这就形成一个动态循环，重要的是对于运营期间的监管，包括合法性、安全性进行监管。比如出租车司机或者“专车”司机，如果出现违规的事情，可以取消执业资格，这种监管的力度利用互联网，应该来说是可以办到的，也能够增加对出租车司机包括“专车”司机的约束。
监管部门要从公众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这是我对这一事件后续发展的愿望。“专车”和出租车的问题暴露了矛盾，希望通过这个矛盾，来促进城市公交系统的政策和相关的改革的推进，而不是希望他成为一个以损害公众利益去保护既得利益、保护旧业态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