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政府大楼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造价40亿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单体建筑，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浙江长兴县政府大楼造价20亿元，被誉为“天下第一县衙”……
盖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白彦锋教授指出，只有少部分资金是上级主管部门已批、用途明确的预算内资金，大部分资金的筹集都存在违规现象。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某市质监局不足百人，却建起十层高、9600平方米的大楼，就是在预算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向辖内企业摊派收费。这种乱摊派和乱收费，无疑增加了企业负担。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机构改造的名义，申请上级财政拨款，同时发行地方债募资，事实上却“移花接木”，把钱用于盖大楼、建广场。近年来，不少地方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凭当地政府信誉担保，向地方城商行、农商行贷款盖楼。此外，为盖起豪华大楼，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政府在土地上给开发商优惠，开发商出资为政府建楼堂馆所。
白彦锋认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建豪华大楼，挪用其他项目建设资金，等于减少了民生投资和公共服务;通过发行地方债、贷款来筹资盖楼，虽然“风光”了眼前，却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而与开发商搞“合作”、进行利益交换，难免涉及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
有令不止顶风作案
“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部门职能不断增加，办公条件应当得到合理改善。对此，社会各界能够理解。但那些面积、装修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百姓福祉的侵蚀，应坚决予以制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说。
实际上，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遏止楼堂馆所豪华风作出过一系列规定：1999年12月，国家计委颁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建设水平和人均面积。
2003年1月7日，中办、国办发出《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再次强调，“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中办、国办重申并提出要求：严格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审批程序，从严核定办公用房面积。
2007年4月，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7个部委又联合下发通知,对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进行清理。
“中央三令五申可还是有人顶风作案，反映出盖楼的利益驱动之大。”李成言说，部分官员从工程招标中寻租受贿，“一座大楼立起来，一群干部倒下去”——这是直接利益。此外还有间接利益——楼堂馆所的建设拉动地方GDP，体现为一届领导班子的政绩，“许多新城、园区建设，市政大楼一字排开，甚至成为园区主体建筑群。”
加强监管与问责
“刹住楼堂馆所豪华之风，必须铁腕治理、严格监管。”白彦锋分析说，政府大楼建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需要人大依法进行预算监督，但在一些地方预算约束是柔性的，人大对政府的钱袋子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此外，重大工程的立项往往是集体决策，即使纪检监察部门想追究责任，也落不到个人头上。即便已成热点新闻，被媒体轮番报道，最后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白彦锋指出，遏止办公楼豪华风，相关体制机制还必须理顺，尤其要明确责任主体，细化惩则，让盖楼成为一项“谨慎的危险决策”。
白彦锋认为，遏制豪华楼堂馆所，需要全面掌握情况、摸清底数。比如，各级各地“大楼”的建筑面积、超标程度、负债和经营情况等，眼下还是一笔糊涂账。这一任务需要国资、住建和财政等部门协同配合完成。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推动预算的公开透明化，还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科学制定“盖楼”标准，政府盖楼必须公示，并召开听证会，让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