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作风顽疾，是加剧讨薪困境的重要推手;相关部门的集体不负责，更让那些权利救济条款成为了摆设。破解讨薪难，关键还在于实行更有针对性的制度救济。
临近岁末，讨薪难的新闻渐渐多了起来。据报道，湖北42名农民工在辽宁本溪市讨要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700多天里，他们从省到市再到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如今依然游走在讨薪“马拉松”路上。
这样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来自湖北的这批农民工，他们从事的工程涉嫌层层转包，结果中间环节出问题，“二传手”杳无音讯，欠薪就成了“无头债”。转包的问题三令五申禁止了多年，还是不时出现，本身就是对监管部门履职的一种反面拷问。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关部门面对讨薪者呈现出的态度与作为。劳动监察支队、信访局、市政府、区政府、区公安分局、区信访局……省、市、区8个主管部门竟然玩起了踢皮球，“这事不归我们管”“回去等消息，时间不能确定”等说法，让农民工们遭遇了一重又一重“弹簧门”。在本溪市明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公职人员甚至声称：市长都管不了，我们能管得了吗?
经历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强劲荡涤，这些部门推诿拖延的做派依然如此严重。种种作风顽疾，是加剧讨薪困境的重要推手;相关部门的集体不负责，更让那些权利救济条款成为了摆设。
也许，湖北农民工的讨薪难问题在媒体报道后，会形成不小的舆论倒逼压力，从而引起有关领导重视，使这一事情多少有个结果。但令人担忧的是，类似推诿与冷漠，究竟存在于多少职能部门之中、工作人员身上?由于他们的不担当、不作为，把多少农民工的维权渠道生生给堵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