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话请示这位主管后，该工作人员称，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市里，“市长都管不了，我们能管得了吗?要投诉的话，可以登记，回去等结果。”记者询问何时能给答复，这名工作人员说，“具体时间不能确定”。
毛道文不愿意放弃任何可能机会，就又认认真真地把讨薪经历在备案表上抄了一遍。这时，王明志则小跑到楼下去复印工资单和所有农民工的身份证。“复印这些材料，花了7元多。”王明志有些心疼地说，为了省钱，平时他们讨薪，一小时能走到的从不坐公交。
15时20分许，记者来到本溪市劳动监察支队。监察支队监察一科科长颜文明说：“按照领导规定，这件事今年9月份移交给明山区政府处理，具体处理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太清楚。明山区信访局王副局长应该知道这件事。”
记者再次回到明山区信访局，此前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称，王副局长已经外出，并强调：“这件事情不是由我们负责，还得找劳动监察部门。”
奔波了一天的讨薪路又回到了原点，怀揣的希望也变成了绝望。“40多名农民工都是我的老乡，大家凌晨4时多就上工，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拿不到这些血汗钱，没法对老乡交代，过年都不敢回家。”毛道文说，去年春节，他们从亲戚家借了30多万元垫付工资，结果今年亲戚得了癌症，催着他还钱他却还不上。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这起农民工讨薪难折射了共性问题：一是工程涉嫌层层转包，导致一旦中间环节出现问题，欠薪成了“无头债”;二是政府各部门们相互推诿，不愿意真正负起责任。
为了带上血汗钱回家过年，一些农民工甚至不惜“以命讨薪”。艰难讨薪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些部门“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风难改。“中央提出‘反四风’，从这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态度看，根本没有真正把农民工的利益放在心上。这种推诿拖延的‘太平官’做派，着实让人寒心。”张思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