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最近发布关于推进四大片区工业布局调整的决定，将用10年时间对曾承载支柱性产业的四大片区进行整体改造，在2025年左右实现四大片区的工业全部退出，广大群众为之叫好。北京市近日也传出消息，原定年内调整退出的300家污染企业，将提前在10月底前实现退出。为了打消社会公众对于污染外迁的担忧，当地有关部门表示，“绝不能带着污染迁到外地”。
决不能带着污染搬迁，毫无疑问，首先必须要有这个旗帜鲜明的态度。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在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工业项目的外迁已成趋势。很显然，这种趋势的背后，有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动力，更有城市污染治理的压力。北京市发布的PM2.5源解析报告显示，在本地污染来源中，工业生产占比18.1%，是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让污染转嫁他人，不仅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义务。
但不让污染外迁，仅有态度还远远不够。必须看到，最近欠发达地区以及中小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频频爆发，这从一些中小城市居民饮用水突发事件增多、百姓环保投诉增多，即可见一斑。很显然，要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保护产业转移地的青山绿水，必须得让污染企业“升级达标”后方可外迁。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在这方面，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转移企业，应是无可争议的责任主体，需防止“一搬了之”。
作为积极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欠发达地区，发展愿望异常迫切，但也可能因此会陷入意想不到的“污染”麻烦之中。因此，加强产业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方案，应是其眼下的重中之重。
不要“有毒的GDP”，不仅需要端正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更需要强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强化各级监督，让各种机制协同发力，共筑污染“防火墙”。
当然，产业转移是一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潮流，也是可以抓住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经济腾飞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需要强化的，当是污染与治理孰先孰后的路径问题，而不是发展与观望的选择问题。因此，欠发达地区对于大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既不能急吼吼地“抢到篮子里就是菜”，也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只要高标准搞好基础设施配套、科学合理规划，并且严格监督管理搬迁企业“达标排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不误”“两促进”，同样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