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熟练”的事故与舆情应对策略之下，7·6贺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安全着地。该污染事件是近两年来，珠江流域广西境内发生的第二起、珠江全流域第三起重大水体污染事件。
接二连三的重大水污染背后，是整个珠江流域水体存在系统性危机的征兆。尽管2012年8月环保部公布的中国七大水系污染状况，珠江流域属“水质良好”，但在2010年6月云南省环保厅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中，“云南六大水系中，珠江水系水质为重度污染，排在首位”。官方解释说，其上游区域的发展，如曲靖高速增长的GDP背后，正是积重难返的珠江原生态困局。
事实上，不仅是云南境内，整个珠江流域——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都呈现出一种经济发展伴随着污染同时向上游扩散的趋势，尤其是珠三角近年来实施的“双转移”战略，更是将其“污染的水盆”从脚底搬到了头顶，形成一种积重难返的系统性水危机。
“熟练”的危机处理
7月6日凌晨4时左右，广西环保厅连夜对贺州市送来的水样检测结果发现，贺州市与广东省交界断面扶隆监测点水质镉超标1.9倍，铊超标2.14倍。5天前，人们在该流域发现大面积死鱼状况。
两天后的贺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专家透露，此次污染水体长达110公里，受污染水体中镉超标多在1-3倍，最高横截面达5.6倍。
对广西来说，这已经是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第二起重大水体污染事故，而这一起，相对上次的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似乎要轻很多。
经过对上游污染源拦截切割等一系列措施之后，7月12日，受污染水团前锋“安全”抵达珠江主要支流西江——据监测，该水团铊浓度从之前最高的超标5倍多下降到3倍以下，铊浓度亦控制到超标1倍以下。专家表示，“污染水团对西江水质影响轻微，广东居民不用担心饮用水安全。”
一场震惊全国的严重水污染事件就此安全落地，广西方面在熟练道歉、快速处分一批官员之后，迅速息事宁人，将舆情控制到理想的范围之内。
与上一次龙江河镉污染直到半个月才有河池市长出来道歉形成鲜明反差，此次贺江市长在8日的发布会上就及时向下游城市道歉，并很快处理了一批相关官员。
7月12日，某官方媒体在总结事件舆情时说：“同样是在广西，同样是江水出现镉污染，2012年年初发生的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与最近发生的贺江水污染事件在处理方式和最终的舆情应对效果方面有较大的差距，这表明广西在经历了一次水污染教训后，初步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相对可行的应对机制。”
重大污染接二连三
然而，地方处理危机“娴熟”背后，却是珠江流域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开始逐渐呈现常态化。但显然，这种所谓危机处理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公关危机应对之策，而非真正面对危机本身。
7月6日发现的贺江水污染超标事件，引发整个西江下游城市水危机恐慌。而此时，距广西龙江河发生镉污染事件仅一年半时间。2012年春节那场镉污染超标80倍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导致下游大型城市柳州全城恐慌，超市内的瓶装水被市民抢购一空。那场惊动上下游多个城市的危机应对战役持续半个多月才宣告结束。
往前追溯，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之前相隔不到半年时间内，2011年8月，云南曲靖发生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水库水体事件——疑似有5000吨铬渣被人为倒入水库，水体中致命六价铬超标2000倍。据闻，事后云南方面将30万立方米受污染水，铺设管道排入珠江源头南盘江，而南盘江正是珠江的源头。
近年来，曲靖在云南经济版图中强势崛起，发展以烟草、能源、矿业、化工、机械为其支柱产业，在上述诸多产业中，无一不对环境构成威胁，尤以矿业、化工为甚。
据当地媒体报道，从沾益县珠江源一直到泸西县云鹏库区，在其流域沿途经过的陆良、宜良、弥勒、丘北、开远等城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沿江两岸新兴多个工业园区，处理和没处理的城市生活污水、企业污水都流进了南盘江。尤其是今年铅锌资源及稀有金属加工等产业在这一地带的发展，更给珠江源带来隐患。
广西境内的两起重大水体污染无不是矿业所致。7·6贺江污染肇事者即是一家选矿企业。据查，肇事者汇威选矿厂是一家开发尾矿的矿厂，该矿厂2008年2月通过环评，本是铁矿选矿厂，却私自安装了金属铟生产线，进行“湿法提铟”，所产生的含镉、铊等重金属的废水堆放在车间旁的尾矿池里，下雨时从尾矿池里溢出的“有毒”废水就会进入浩洞河里。
据悉，贺州属于老矿区，2002年后，由于资源枯竭，不少大矿企已经破产，但依然存在于诸多小矿厂。公众发现，两起事故的原因竟然亦惊人相似：在龙江河镉污染事故中，肇事企业是擅自改变生产工艺非法生产金属铟;而贺江污染的肇事企业，情节和龙江河污染一样，也是私自改变生产工艺，非法生产金属铟。但龙江河污染的惨痛教训没有遏制贺江污染的发生。
产业转移的恶果
30多年来，由于契合了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机遇，中国沿海地区迎来了一次十分难得的经济腾飞，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在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之际，沿海发达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将落后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如在广东，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双转移”战略被形象地称之为“腾笼换鸟”。
尽管广东省政府在启动产业转移时就特别明示，禁止“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项目，如排放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和恶臭气体的项目;废水排放标准不符合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水域水质要求的项目;存在事故隐患且无法确保周边饮用水源安全的项目”，但显然，这基本上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两难选择——既要承接产业链价值低、环境风险高的企业，又要严格控制环境污染。
如广东将对空气和水资源都有严重污染的陶瓷企业向粤北地区乃至湖南、江西转移。据报道，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这些地方政府基本上对入驻陶瓷企业采取了低门槛或无门槛的标准，在节能减排领域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陶瓷行业的“产业转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污染转移”，落后地区最终成为了“污染企业的避难所”。
《中国水危机》作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据IPE研究，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污染企业有明显的向山区及各大水系上游地区转移的趋势。
马军说，在广东实行“双转移”战略的背景下，珠江流域的这种趋势十分明显。“广东作为发达地区，不用对落后产能进行简单的转移，而是应该最终淘汰。”
马军表示，“目前，珠江在广东境内的污染本身已经非常严重，广东省海洋环境公报显示，2008年珠江、深圳河等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和类金属砷竟超过12000吨，这说明广东本身的环境状况已经不堪重负。”
广东水系发达，看似水资源十分富有。但事实上，广东的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低于全国平均值。而珠江水域的污染，更是导致珠三角城市群饮用水屡发危机。中心城市广州最早只需在附近的流溪河就可以得到干净的城市饮用水源，但近年来，广州自来水厂的取水管道不断向北延伸，从27公里的北江顺德水道，再到亚运前夕，取水口一路修到70公里外的西江(广州过去只从西江、北江取水)。
此间媒体人士杨桂荣曾专门到广州的数个饮用水取水口调查，发现这些水域的水质状况每况愈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广东的“双转移”事实上是在把一盆污水从脚底搬到了自己的头顶。“如果不是以产业整体升级换代以及承接地政府环保部门及时监管为前提，‘腾笼换鸟’与‘双转移’的实施有可能成为一场更大规模的环境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