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瑞昌讲述打官司经历。昨日，其起诉北京市民政局及下属单位财产所有权纠纷案，在法院再审开庭。
1999年初，侯瑞昌起诉北京市民政局民政事业建设处(简称建设处)和北京市民政局返还1400余万元的财产纠纷案开庭后，该案经历了一审、二审、申诉、再审、再申诉……法院裁定书就达10份。
14年后，昨天，经最高院裁定，北京市二中院再审此案。
“再难也没想过放弃。”侯瑞昌说，就是为讨一个说法。
昨天，经最高院裁定，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再审“侯瑞昌起诉建设处和北京市民政局财产所有权纠纷案”。
庭上，侯瑞昌要求对方归还被侵占的个人财产1546余万元及赔偿各类损失。
被告方表示，原告身为国家干部，诉求财产为国有。
据了解，该案从1999年首次开庭，经历了一审、二审、申诉、再审、再申诉，共历时14年，法院裁定文书达10份。
原告索赔近6000万
昨日10时许，该案开庭。
现年61岁的侯瑞昌和妻子、儿子出现在庭上。
“因我重病在身，说话很困难，如果我宣读不完诉状，请求法庭让我的代理人代为宣读。”侯瑞昌仅读到第一项诉求就宣读不下去了，随后，其妻子和儿子轮番代为宣读。
宣读诉状用去了一个多小时。
诉状中，侯瑞昌诉称，1987年底，他承揽了北京某工程的包清工项目。为此，他先后投资3.2万元，并招收70余名农民工，组建了一支私营企业工程队。次年，他与投资5000元的黄某签订合作协议，以其工程队为主体，正式创办了私营合作经营组织——市政工程队。同年3月，承揽工程收尾，工程队净资产达到12万元，人员发展到80余人。当月，他还与北京市民政局民政事业建设处(简称建设处)协商，达成了横向联合(联营)组建市政工程公司的口头协议，成立建安四处，建设处未投资。
侯瑞昌称，在随后的7年里，“四处”不仅超额向建设处交管理费，自身净资产也发展到了1543.43万元。但是，1995年8月，民政局建设处宣称“四处”资产全部为国有资产，他想搞股份公司是要化公为私。“之后，建设处还封了保险柜、账册，并查账”。1991年至1995年期间，“四处”独资创办的多个子公司和经济实体，被建设处侵占。
为此，侯瑞昌起诉建设处，并追加北京市民政局为被告，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履行横向联合(联营)协议等，返还总价值为1543.43万元全部资产并赔偿原告经营性经济损失3900万元及其他损失近500万元。
民政局称“与此案无关”
被告建设处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再审增加多项诉求，超过原审，应予驳回再审诉请。
“建设处是按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体制进行工作的，‘四处’也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建设处一方称，原告与建设处不存在横向联合协议，原告投入的12万元也未用于“四处”，建设处也不需要向下属单位“四处”投资。同时，原告从1988年至1996年为“四处”任命的国家干部，其诉求财产为国有财产，非个人财产，其诉求应予驳回。
北京市民政局代理人称，与此纠纷无关，且该案已超诉讼时效，原告无权追加其为第二被告。
此案审理一天，当庭未做宣判。
■ 庭审焦点
原告是干部还是“自由人”
侯瑞昌称，其原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技术干部，1985年因工作矛盾申请调出，但未被批准而自行离岗。同年，公司将其除名。自此，他便成为了一名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而在与建设处横向联合中，建设处也没有履行过恢复其公职和国家技术干部身份的手续。
建设处代理人称，当时，侯瑞昌是以国家正式干部调动手续调入建设处的，且原告的“管理、工资变动和晋级、技术职务评聘都是按国家正式干部规定进行的”。庭审时，该代理人出示了干部调动表等各种审批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