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证明”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从未离开过。出生时需要准生证;上学时，天天要跟数学证明题搏斗;结婚要开单位证明;哪怕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死亡证明，连火葬场都拒绝接收。
“证明”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或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很显然，解释中的关键是“可靠的材料”。笔者承认，有些证明是必须的，因为需要“可靠的材料”来佐证。但是，多数奇葩证明纯属多余，比如陈先生遇到的难题。
正当陈先生绞尽脑汁想办法证明“他妈是他妈”时，有人给他出主意了，只要给旅行社钱就能轻松过关。果不其然，陈先生掏了60元后，终于解决了他的母子关系问题。
陈先生可以高高兴兴地出国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果花钱就不需要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那这样的证明还真实可靠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郭冬临在春晚表演的一个小品，里面有一句精彩的台词：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同样，花钱就能买到的“证明”，谁来证明它的真实性呢。一旦将“证明”货币化，这样的“证明”不要也罢。
其实，形形色色的奇葩证明背后，掩藏着很多公开的“秘密”。
首先是“证明”背后的利益链条。想开证明，要么花钱，要么搭人情。如此恶性循环，就给开证明的人和单位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其次是怕担责任。“证明”无处不在，是因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脑子稍微不清楚，往往就陷入了他们人为制造的迷宫里。
最后是相关管理部门的懒政思维。眼下的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可他们却懒得去尝试用数字化的手段为民服务。将个人信息等数据上网实现各部门共享，这早已不是难事。信息上网，就可以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邓小平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凡是用科技能搞定的问题，就不要人为的去越俎代庖了。
眼下，中央再三要求简政放权，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证明”过多过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