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抄袭 无主观故意 系经验不足技术失误
法制晚报：被指控抄袭，你认可这个事实吗?
于艳茹：北大通报说我“承认抄袭事实”是失实的。我在给北大写的书面说明和约谈记录中，从没有过“承认抄袭”的说法。
那篇文章在客观上是否构成抄袭是有疑问的。我也绝对没有抄袭的主观故意，错误是因为我对杂志和文章定位有误以及写作经验不足导致的技术失误。
详细的文本解释我就不说了，只说一条最重要的证据：我在文章的一开头就两次引用了那篇英文文章，并注释了作者名字、著作。如果我是故意抄袭，就应该彻底隐藏那篇文章。
不过，我向北京大学和社科院都写了书面说明表示道歉，毕竟我的文章存在学术规范错误，客观上给两个单位的名誉带来了损害。
法制晚报：你自认为是个“学术不端”的人吗?
于艳茹：我是一个有着学术信仰和研究热情的学者。七年前，我放弃了一所211大学的教职，执意要到北大继续追求世界史的学术理想。我29岁开始学法语，一年通过了大学法语四级考试，还要到法国交流学习，还要修学分、发文章，写博士论文的那段日子更是黑白颠倒地过来的。总之，我不是学术混混。
法制晚报：有人说你是为了申请博士学位才铤而走险。
于艳茹：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已经发表了三篇史学论文，另外还待刊两篇。而北大申请学位的要求只是发表或待刊两篇即可，我早就达标甚至超标了，根本不存在为申请博士学位而“粗制滥造”一篇“抄袭”文章去铤而走险的现实需要和主观动机。这篇文章与我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系。
关于学位 “北大对我处理得过重”
法制晚报：北大校方有没有审查你的博士毕业论文?
于艳茹：博士论文和其他在读期间发表的文章都被审查了，结论是符合规范。
对于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那篇文章。北大进行的长达四五个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只是在去年9月9号，调查小组约谈过我一次，询问关于文章的问题。其余的时间，我一直处于“缺席审判”的状态。形势时好时坏，我仿佛在断头台上上上下下了好几回，那段“刀压脖子”的日子，比媒体轰炸的时候还要难熬一万倍。
法制晚报：是否认可对你的处理结果?
于艳茹：我是国内第一个因为毕业后发表文章涉嫌抄袭而被撤销博士学位的学生。我认为北大对我处理得过重，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北大给处理决定上写这篇文章是“在校期间发表的”，事实上，文章是在我毕业离校后的2013年7月23日发表的，我博士学位证书上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7月5日。北大曾对媒体称，这篇文章属于“文责自负”。北大并没有因这篇文章撤销我博士学位的处理权限。
另外，我曾两次向《国际新闻界》发邮件，通知他们如果在2013年下半年发表我的文章，需要将我的署名单位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改成未来的工作单位。但最后没有更改，也没通知我。如果更改了，北大根本不会被卷入这场舆论风波。
关于影响 “无家无业现在学位也没了”
法制晚报：这件事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于艳茹：今年我就36岁了，还没有结婚，没有正式工作，可以说是无家无业。
异常紧张的学习生活导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解决个人问题，错过了恋爱、结婚、生子的最佳时机。
除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外，我一无所有，现在连这个学位都被残酷地剥夺了，让我怎么活下去?这场灾难对我的身心健康、个人名誉、学术前途甚至未来生计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另外，我的父母都已是年老体衰的退休老人了，我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有成家立业，本来就让他们操碎了心，唯一能够让他们引以为豪的学业现在又遭遇了灭顶之灾。可以说，这件事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我本来应该天天看书、翻译、写文章，可这半年来却一直处于停工状态。我一个人在夜里哭过无数次，觉得自己为学术理想苦苦奋斗了半辈子，却落得今天这样的悲惨境地，真是痛不欲生。
我不但失去了一顶博士帽，还被扣上了抄袭者的大帽子。我背负着骂名，是一个丑闻人物，不知道自己除了做学术之外还能干什么，更不知道如何开始下半生。
法制晚报：这次申诉，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于艳茹：讨回公道，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北大是我依然深爱着的母校，我希望学校能妥善处理我的申诉事宜，将本应属于我的博士学位还给我。
如果校内申诉失败，我会坚决维权到底，包括诉诸行政诉讼手段。在此，我也要衷心地感谢一直关心支持我的老师、同学、亲友和许多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士。
北大回应会按照程序处理申诉
昨天下午，北京大学宣传部表示，由于学校今天刚刚正式开学，对于事件最新进展还不了解，学校会按照程序处理申诉，将会适时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