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法国沦陷区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故事，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薛凤昌
在吴江，72年前也曾发生过中国版的《最后一课》。1943年12月15日，距离南京大屠杀过去6年整，时任同文中学校长的薛凤昌先生，因为拒绝了日伪当局开设日语课的要求，被日军宪兵队抓走，之后被害。
昨天是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记者拨通了薛凤昌外孙李为铎的电话。今年83岁的李先生现居住在镇江，对于72年前的往事，他记得非常清楚，亲历了外祖父被害的那段岁月。根据记忆，李为铎撰写了一篇回忆外祖父薛凤昌的文章。
探求教育救国，一生矢志教育
薛凤昌字公侠，号砚耕，1876年生于吴江同里。他曾中过秀才，后受新思想影响，转而追求民族革命，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将教育救国作为终身事业。薛凤昌1889年至1901年赴日本留学，攻读理化和生物，1902年回国。1903年，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办学。
根据李为铎的回忆，薛凤昌一生刻苦学习，以读书为乐，命其书室为“邃汉斋”，一有闲暇即手不释卷，不仅读经、史、子、集，还研读理化、生物等学科。他在书室中藏书盈万，有些书属珍本，其死后由子女将藏书全部捐给上海市图书馆。
1903年，薛凤昌偕同金松岑、陈佩忍在同里镇创立了“自治学社”和“理化传习所”，由薛凤昌主持“理化传习所”并兼任自然科学教师，此为吴江创办新式学校之始，也是薛凤昌追求教育救国之始。
“自治学社”和“理化传习所”成立后，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许多青年纷纷前来就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包括柳亚子、王绍鏊等。
因“自治学社”和“理化传习所”规模较小，所开学科较少，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薛凤昌在金松岑、费伯埙等支持和协助下，于1912年初成立了江震高等学堂(后改为吴江县立中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其办学以德智为先，强国为重。
李为铎的回忆文章中提道：“外祖父有三忧，一忧中国国力日衰，致列强欺凌，得寸进尺;二忧掌权者政治腐败，不能励精图治;三忧黎民百姓思想愚昧，浑噩不进。”为荡濯三忧，唯有开发民智，广办教育。
1914年，薛凤昌接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聘请，前往无锡任教，期间著有《小学修身教授法撮要》。1930年，他任上海光华大学国学教员。
拒绝开设日语课，坚守民族气节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扶植傀儡政权，极力推行其奴化教育政策，没有停办的学校被强制开设日文课，如无日文教员，则由伪当局派日籍教员前来执教，妄图实现教育过程中的日语化，以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对此，薛凤昌异常愤慨，毅然辞去一切学校的工作，返回故里。
为了不让学生失去学习的机会，热心教育的薛凤昌与侄子薛天游，邀集陈旭旦、陈翰秋、严玉成、顾怀素等，于1942年秋，共同创办私立同文中学，薛凤昌被推举为校长。
同文中学开办时有初、高中两个班。薛凤昌为抵制推行奴化教育，拒用伪教育局指定课本。国文自选《古文观止》，代数、几何、英语、物理、化学等科，都采用战前开明书局出版的课本，薛凤昌每周亲自讲授“读经”课。同文中学校风朴实，提倡民族气节，一年后学校声誉鹊起，附近慕名来求学者不少。由于班级、学生增加，校址由庞家祠堂迁至同川小学旧址。
正当学校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日寇却来了。日寇先是要薛校长接受两个条件：改“私立”为“公立”，接受日伪教育局管辖;立即停授英语，改授日语，并由日方派日藉教员来校任教。
薛凤昌对这两个条件一概拒绝。日伪再三逼迫，他坚决抵制。
李为铎在回忆文章中说：“外祖父曾对我母亲说：‘日语只不过窃取汉字的偏旁凑合而成，是下等文字，日本人穿着木屐踢里踏拉在街上走，是下等人，我决不开下等人的下等文字课。’一边伪政府坚决要求开日语课，一边外祖父坚决不开，僵持了一年多，双方都不肯让步。”
爱国教育家被害，死前曾受刑
1943年12月15日，日军宪兵队突然闯入薛凤昌的家。
“突然有三个人，身穿灰色制服，闯进外祖父家，一面将一黑色口袋罩在外祖父头上，并用手铐铐住双手，一面在书房内抄检，主要将信件取走。”李为铎回忆说，外祖父被抓时，外祖母、舅母都亲眼看到。
李为铎说，外祖父被抓后，舅父薛思明从上海回来，遍请亲朋好友设法打听消息，商量营救办法，但经多日努力未见效果。
当时，日本宪兵队驻地在松陵镇银行弄。李为铎的母亲曾去日本宪兵队探询，所遇到的人都是汉奸翻译，他们良心泯灭，甘心为虎作伥。
“他们跟我母亲说‘日本人对薛老先生很好，请薛老喝咖啡，吃西餐，不久就会放还’。也有个别的汉奸翻译偷偷地对母亲透露一些情况，说‘薛老天天绝食，问他问题一概不作答’。”李为铎回忆说，从这些消息看，外祖父被关之后，一直坚贞不屈。
一个月后，当局派人通知薛凤昌的家属前去收尸，尸体已搬离宪兵队，移至松陵三天门桥河滩边。李为铎的舅父决定由他前去收回遗体，临走时召集家人说：“如果三天我不回来，也没有给你们任何信息，那我也回不来了，你们应做好思想准备。”
当日傍晚，薛凤昌的遗体被运到同文中学校内，借校舍进行奠殓。学校放假，全校师生均痛哭哀伤，许多学生一面流泪，一面说：“老校长以67岁高龄，在被捕前一天还在给我们上课，他的高风亮节，我们永世难忘。”
家人在清洁遗体时，发现他身上有许多淤青，显然受过刑罚，右手小指缺失，左手拇指与食指间“虎口”上的肉被咬去，手上尚有齿印，显系日寇放狼犬撕咬。
历史不容遗忘，气节需要继承
“留得鲁灵光殿在，留侯黄石倘重逢。”这是1945年，柳亚子得知薛凤昌遇害后所作三首挽诗中的一句。
“外祖父的一生是辉煌的。为祖国之强盛，以教育救国而奋斗一生，为弘扬文化，培育人才而呕心沥血，成绩斐然。外祖父的死是壮烈的。为保持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在日寇的严刑下，不折腰，不低头，从容就义。”这是李为铎回忆文章的结尾部分。
李为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外祖父虽然离世已72年，但他所坚守的民族气节仍在激励着家族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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