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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的“零容忍”不仅需要全面的制度建设，还需要社会文化的重新构建，即从人情社会的虚壳中蜕出来，遵从社会规范，值守契约精神。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职工胡剑兵，近日向南京市纪委和媒体曝出该单位南京项目部“送礼清单”，引来相关部门调查，而举报此事的胡剑兵则被单位同事骂作“叛徒”。
胡剑兵的遭遇并不令人讶异。当一个单位大多数人从腐败中得益，诸如逢年过节给相关政府部门送礼，请政府官员吃饭，打个红包为单位项目疏通关节，这类腐败行为就会理所当然被归入“人情世故”的“合理”范围。在此环境里，大家自然就达成了默契，腐败成为公认的准则，成为你知我知的集体无意识。倘若有人试图打破这样的平衡，对不起，说你一声“不懂事”，骂你一声“叛徒”都是轻的。严重的，举报者被完全孤立，甚至被利益小团体用各种方式打击报复。
这就是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腐败文化——视那些能够给群体带来共有利益的腐败行为为合理规则，并不自觉地主动维护着这一规则。如经济学家冈纳·谬尔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当腐败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心理时，腐败文化就形成了”。
胡剑兵的举报，不过是揭了“合理腐败”的疮疤。需看到，“合理腐败”正缓慢地腐蚀我们的肌体。它隐蔽在群体日常共同行为中，不像某些官员腐败那样容易被查处，只要没有胡剑兵这样偶然出现的“叛徒”，“合理腐败”就是正常的经济活动和人情往来，年复一年地润滑着钱权关系。
“合理腐败”并不仅仅局限于胡剑兵这样的单位小环境内。君不见，每到小升初、中考，为了择校，家长们不是使尽浑身解数，找关系，走门路，给相关权力人送礼塞红包?医药企业为了推销药品，不是想尽办法，用各种回扣，打通从医院领导到科室医生各个环节?我们真的是迫不得已、被逼无奈吗?还是放不下一己之私?
一方面，我们鄙视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又暗自期待能从腐败中分一杯羹;我们对权力腐败咬牙切齿，却又对“合理腐败”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腐败的“零容忍”不仅需要全面的制度建设，还需要社会文化的重新构建，即从人情社会的虚壳中蜕出来，遵从社会规范，值守契约精神。
说到底，在制度反腐的同时，我们能不能从自己做起，也反一反自身的腐败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