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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分类名存实亡 媒体:政府工作流于形式

发布时间:2013-07-27 10:53:40  |   来源:中国广播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
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而垃圾分类,也就是将垃圾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进行分类,以此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

  三、垃圾处理企业:有技术奈何难施展 审批困难阻碍重重

  每天产生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2.5吨的垃圾装运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几乎可以排满北京的三环路,按理说,垃圾分类是减少排放总量,有效利用垃圾的最佳方式,然而通过调查记者却看到,不仅前端分类不到位,而且由于终端处理能力限制,即使重新分过类的垃圾还是大多只能填埋,那么在终端处理上,出了什么问题呢?

  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处理餐厨废弃物的企业,从2005年以来,嘉博文已经在北京、上海、成都、南京、广州等地建立起了餐厨垃圾循环处理设施。记者来到嘉博文在北京朝阳区高安屯的餐厨垃圾处理站,在那里餐厨废弃物经过处理加工,可制成有机肥料。副总经理金明明指着肥料向记者介绍说,这种肥料可以用来增加有机质,改良土壤,进而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金明明接着对记者说,他们每天的产能是处理四百吨餐厨废弃物,相当于四百万人口产生的餐厨废弃物的量,换句话说,相当于整个朝阳区餐厨废弃物的总量。如果全国的餐厨废弃物的一半能用这种技术来处理,不但可以解决两千万吨餐厨废弃物的处理问题,同时也可以生产一千二百万吨左右的肥料。

  但是现在每天朝阳区环卫部门运送到这家公司的餐厨垃圾量,远远还没有到他们企业的产能。四个厂房中,常常是只有一个车间在运转,产能只能闲置。金明明也告诉记者,居民生活垃圾中绿桶的厨余垃圾,同样可以通过他们的技术来加工成优质的土壤肥料,但目前由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不到位,而且处理生活垃圾也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这项工作还没有展开。

  章大明是正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几年前,他研发了一套垃圾处理的工艺流程,把生活垃圾用来气化发电和制造建筑材料,并且在福建和上海建起了垃圾处理厂。章大明的工厂把处理后的垃圾放进一个干馏汽化炉,它是整个垃圾处理的核心部件。干馏以后垃圾中的有机物变成了燃气,可以用燃气发电机组来进行清洁能源发电。

  章大明一直想在北京也建起那样的垃圾处理厂,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仍然徘徊在北京市场的门外。其实,他早就看好了一块离填埋场不远处的选址,他希望处理厂建起来以后,不仅处理每天新产生的垃圾,而且可以把填埋多年的陈旧垃圾翻出来重新资源化处理。

  现在,北京的垃圾填埋面临着超负荷的压力,而在章大明看来,那些被看作是巨大负担的垃圾,其实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他认为,埋掉的垃圾不仅污染了环境,还没有充分利用好资源,他看着心痛。

  而今,最让章大明最发愁的,还是他的垃圾厂何时才能落地。他说,这个项目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审批,手续办起来比较花费时间。所以他认为,北京垃圾围城的问题与政府的体制有很大关系。

  四、垃圾分类:政府工作流于形式 开支庞大却不见成效 亟待扶持专业企业

  世上没有真正的垃圾,有的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现在北京每天产生1.84万吨的垃圾,并且还在以8%的速度增长,但在金明明和章大明那里,记者却看到由于各式各样的门槛,他们即使想变废为宝也无能为力。从2000年列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已经13年了,但在一些试点小区,垃圾分类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即使是对那些千辛万苦分好类的垃圾,由于终端处理能力有限,最终只能“前分后混”,填埋了事,而垃圾处理企业却又抱怨被挡在玻璃门外无法进入。北京的垃圾分类到底难在哪?到底如何才能将垃圾变废为宝呢?

  在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社区采访期间,记者也来到了团结湖街道办。负责垃圾分类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团结湖街道每年垃圾分类的投入就有近两百万元。那些钱大部分用在了宣传、志愿者服务和聘请二次分拣员身上。由于垃圾桶经常丢失,每个垃圾桶三百多元,每年仅这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为了督促和监督居民分类,他们要雇志愿者和分拣员来监督和宣传。这样算来,他们每年的经费仍然会有三十多万的缺口。虽然每年投入的人力物力很大,但是她也感到,有一些垃圾分类的工作还是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起到督促居民认真分类的作用,形同虚设。

  公开数据显示,以2011年为例,北京市在1200个小区、1200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市财政投入4亿元。2012年,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数量更是翻了一番。但是从处理的成果来看,垃圾分类、综合处理并不理想。2011年,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但同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一份实地调研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按标准分类投放。怎样的垃圾分类才算真的有效率?环保人士黄小山关注垃圾分类多年,他主张,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投放是根本。

  黄小山花了几年的时间研发出了绿房子,在社区由工人来完成居民没有做好的垃圾分类。黄小山的这所绿房子投资大约在一百万元,可以处理他所在的小区的所有垃圾,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和可燃烧垃圾,来提高后端综合处理的效率。他告诉记者,他们通过悬挂横幅和请一些老头、老太太口头宣传的方式广泛宣扬分类投放垃圾的好处。通过绿房子,可以更好的帮助政府实现垃圾的分类运输。

  业内人士强调,在提倡投放分类的同时,必须有足够的垃圾综合处理能力,才能达到垃圾分类的真正目的。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每天有3000、4000吨垃圾超负荷运行,而原本设计仅为2000吨。目前的缺口可能有30%左右,所以后续设施的建设既重要,又紧迫。

  而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也指出,只有处理能力建设完善起来,才能真正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使垃圾分类进入良性循环,仅仅依靠民众是不可行的。只有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到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中,才能够解决目前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成本高的问题。突破体制的限制。他强调,新的处理垃圾方法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但是目前,政府基本不作为,甚至歧视他们。如果政府关心和重视垃圾处理,投入充足的资金,则发展便不可同日而语。

  半小时观察:

  业内人士计算,如果北京产生的垃圾都填埋处理的话,每年仅新增的填埋用地将达到500亩,也就是接近天安门广场的面积,而填埋还会产生一系列渗漏、污染等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垃圾分类是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最好的方式。然而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情况却并不乐观。单靠居民的自愿自觉,相关的激励、管理、处理等环节缺乏持久性,必然跳不出“前分后混、分也白分”的怪圈。根据北京的规划,今年北京再新增600个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到2015年,市区内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扩大试点范围并不难,但从北京来说,当务之急是还是要完善垃圾分类的监督和奖惩体系,推进计量收费,提高终端处理能力,最重要的是,引入市场化的力量,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到这一市场当中,用市场的力量促进机制的变革,我们期待着,北京能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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