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只是报警没有其他行政行为
临沂市民政局代理律师称，在刘刚第二次被强送精神病院时，该局工作人员只是打电话报警，报警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刘刚两次被送精神病院，民政局未作任何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拿出一张由兰山公安分局提供的《110接处警信息单》，其中注明：“经处警了解，该男子自称叫刘刚，不听劝解，还跑到旁边吃树叶。民政局联系荣军医院出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治疗”。
包龙军称，单据上写明刘刚被送精神病院是“民政局联系的”，临沂市民政局难以推脱“无具体行政行为”。
救助站：刘刚符合救助条件
原告称，据山东省对城市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规定。救助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乡低保、或者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救助对象。
“他是信访人，有明确住所、是商人有较高收入”，原告代理人称，刘刚并不符合救助标准。就算他是救助对象，救助站也应在24小时内完成对他身份的登记、核实、建档等工作。刘的身份证件，出事后便被公安机关收走，“如果他是精神异常人员，为什么两次均不通知‘监护人’”?
被告代理律师称，救助站是按规定将刘刚送往“指定地点”救治，遵循“先救治、后救助”原则，“完全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他说，刘刚在民政局上访时，曾出现精神异常行为(当地警方描述为下跪、吃树叶)。刘刚出现狂躁、上蹦下跳等异常行为，也无法告知姓名和家庭住址，“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义务把他送到法定救助机构”。
■ 对话
“上访是为猪讨公道”
新京报：临沂说你大哭大闹，“癔症”，所以才送你去精神病院?
刘刚：没有。我只有争执的行为，我的猪死得很冤，我是为它讨还公道。
新京报：在精神病院，你最怕什么?
刘刚：最害怕他们拿布带子勒我。先要吃药，吃了就睡，有一次醒来后手脚都勒成紫色了。到后来快出来前，我最害怕的是停药。那药停后，就整天整夜没法睡觉。第二次临走前，我给护士跪下来，你不给我药，我就撞死在你面前，太难受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强调过，自己并没有精神病?
刘刚：强调过。在第一次进去后，我对医院说过两次。后来就不敢说了，怕出不去了。
新京报：最开始为了猪仔上访，然后再为被精神病上访，上访成为越滚越大的雪团，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刚：我就是为了证明清白。我没有精神病。我一定要讨还公道。猪仔的事，相比“被精神病”就算是小事了。
新京报：有人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都不应该强制剥夺你的自由，你怎么看?
刘刚：除了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外，任何单位没有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
■ 事件回顾
●2008年 刘刚贩卖生猪崽经过临沂郯城县检查站时，工作人员称猪不合格。刘刚称检查人员要求他交钱重新体检。回辽后，猪崽全部死光。刘刚找相关机构商谈赔偿，均遭拒绝。
●2008年9月19日 刘刚到临沂市反映情况，派出所将他送往该市救助管理站，该站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该院“诊断”刘刚患“癔症”。其当年10月8日出院。
●2009年1月6日 刘刚到临沂市民政局上访。民警将其送往救助管理站。后刘刚被再次送往荣军医院收治，“诊断”为“癔症”。当年2月11日，刘刚出院。
●2013年1月 刘刚案一审在辽宁北镇法院开庭，休庭前，法庭决定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2013年3月 控辩双方均接受在不用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继续开庭。
●2013年4月 二次开庭，控方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追加收治刘刚的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 背景
山东曾提管辖权异议
山东曾提出事发地在山东临沂，应由当地法院管辖。
但辽宁司法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作出裁定：辽宁北镇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