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由此引发对“秘书腐败”问题的关注，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有恃无恐，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
秘书腐败问题有三种情形，其一是领导个人违纪违法，放任秘书的行为，官员与秘书常前后脚落马;其二是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秘书成为“升迁捷径”，为搞腐败埋下隐患;再者，秘书个人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胡作非为。
最典型的秘书腐败案件的主角就是李真，他“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
秘书作为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和各种办公室繁杂事务的专业人士，是必不可少的岗位设置。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与社会的不断进步，秘书这一社会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越来越呈现社会化、阳光化与规范化。他们以辅助决策，综合协调，沟通信息，办文办事等为主要职能，是领导者、主事者的参谋和助手。每个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优劣之分，“秘书腐败”不是秘书职业的问题，而根源在于官本位。“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显而易见，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有着“官本位”滋生的土壤。尤其在人治思维与长官意识的语境里，“官本位”淡化、弱化甚至是完全消解了管官、管权的制度与机制。所谓“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秘书代为领导行使权力几乎无人质疑、无人拒绝。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以及“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助长了世人找靠山，拉关系的潜规则，这一切都为动机不纯的秘书留下了可供玩弄的后门，甚至让“钦差大臣”有了可乘之机。
诚然，依照规定取消专职秘书，是规范秘书行为的务实之策。但治理“秘书腐败”重在改革吏治。既然职位、权力是“官本位”者的命根子，改革就要从严管权力、严管官员入手，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多的依靠法治运行权力，使权力阳光化，选人用人注重公众评价，进而让“民本位”成为各级官员的自觉追求与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倘如此，秘书职业回归普通工作岗位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