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军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