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天，有两个数字被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同时提到，都是关于消费的：一个是在去年6.9%的增速中，消费贡献率达到66.4%；一个是去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为1.2万亿元。
需要厘清的是，消费并没有大幅增加，只是因为投资增速掉得比较厉害，所以此消彼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凸显出来。今年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投资或将反弹，届时消费的贡献率可能就会降下来。在经济转型期，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迷信消费，以为消费能够迅速替代投资的引擎作用，这是不现实的。投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内消费环境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投资来扛住经济的基本面，苦撑待变，为创新和服务的爆发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窗口。因此，越是强调消费的未来，越是要稳住投资的现在。
国内消费并没有大幅增加，但境外消费的增加却是有目共睹，而我们目前的国内消费环境，对阻止消费外流并不是很有信心，甚至还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前些天，农业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人海外抢购奶粉，是中国奶业的耻辱。但消费者并不买账，认为这更是监管部门的耻辱。因此，促使消费回流，特别是促使中产阶层的消费回流，供给侧需要拿出真刀真枪的改革。
增加国内消费，从长远来看，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政府减税降费，缩减吃饭财政的规模，让利于市场、企业和个人。这个是有难度的，真正的硬骨头和深水区，但恰是消费型经济、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从不那么长远来看，仅仅是着眼于将1.2万亿规模的境外消费吸引回国内，也需要深度供给侧，否则境外消费的趋势不会得到有效扭转。
所谓深度供给侧，不是增加若干个口岸免税店那么简单，而是提供真正保护消费者的法治经济环境。当消费者与企业发生权益纠纷的时候，作为弱势的前者，并不能得到法律的倾斜照顾，而是抬高了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去让争取权益的法律行动划不来。比如，我们的法律不太支持消费者群诉，这就使得消费者利益遭受损害时，博弈的力量大打折扣。这放纵了企业，一方面他们提供“劣币”商品或服务业能够存活，另一方面，提高创新的、优质的商品或服务，在知识产权保护仍不强悍的背景下，是不理性的，从而跌入“囚徒困境”。
还有很多企业，被挡在供给大门之后。中国消费者，在教育、医疗、养老、金融、文化等领域存在着旺盛的消费需求，但这些行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管制，以各种名义和借口“画地为牢”。促消费的当务之急，是放宽这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欢迎外资民资参与其中。一个充分竞争和保护创新的市场，供给创造需求，就像“爱疯”之于智能手机市场。如果一个市场在竞争和创新方面不足，供给也会堕落，就像中国电影市场里那些层出不穷的烂片。
年复一年的“3·15”，除了“打假”和“公审”，再往后应该有点新意思。（韩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