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本质乃是专业实践基础上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高度统一，再现与表现也是各门类艺术中既存在不同又时或相互作用的艺术表达，两者只是在具体艺术运用中各有侧重而已。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强调主观的情感表现，但其艺术的意向物化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其诗尽是飘逸豪迈、不羁狂放的豪言壮语，实则暗含或现实不公、或政治腐朽黑暗的无奈。现实主义艺术则不然，其侧重逼真的描写现实，但也少不了创作主体主观的审美理想的传达。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雄狮、晨鸡，不仅予以人生机和力量，实则隐含其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出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在书法创作中，再现和表现并不是泾渭分明地截然分开，而是创作主体的心境与经典法帖相辅相成的再现与表现。观庆川书法，或真或行或草，既有对原帖的再现，亦不乏再现中之表现的艺术手法，可谓是再现书法与主体表现的高度统一。
吕庆川，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中青年优秀书法家、永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其70年出生于永嘉县山坑村。此地人仁地灵，亦有“孝道村”之美誉。圣贤皆知，孝道始终被视作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基本标准，孝文化乃属于儒家仁爱伦理的基本范畴。孝文化既可以启蒙自己也可以启迪他人。因此，有“孝道”之称的山坑村，其孝文化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庆川的思想与性格。吕庆川就读乐清师范学校始，受张如元、王小平、谷胡方等书家的影响，对书法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对临摹书体的选择与风格的取向有着清晰的认识。践中庸之道，或不温不火，亦不偏不倚。譬如，近几年其参加全国书法大展的行草条幅，其作品自身就能传达出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形而上的艺术之意蕴，动静结合，流畅典雅，淡如薄云甚至虚幻的唯美感，于纵高八尺的立轴中轻轻弥漫，一时间其古风犹存的国展大作，能唤起观者曾一度尘封已久的魏、晋、唐、宋经典碑帖相融合的记忆。其作品不仅予以美的享受，更可贵的是能引领长期痴迷于书法的爱好者对传统经典的解读与崇拜，宣扬了儒家与道家的文艺思潮。那纯正流畅的线条，有张有弛，打破了温州书风千人一面的艺术形象，起伏跌宕，趣味横生，蕴含着书法艺术的再现与表现的深邃思想。
吕庆川频频入国展、省展以后，其作品无需矫揉造作而仅凭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意蕴等所散发的再现与表现，无论国展与省展，常于众多的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向观众展示的书法饕餮盛宴并不是应运而生，而是历经几十年的临帖再现及其千锤百炼后的艺术表现。对经典碑帖无数次的解构与重组，对艺术语言千百次的提炼与尝试，当然与庆川顽强的毅力、持之以恒的苦学之志、极强的艺术感悟力等密切相关。庆川素质至上，平日宁静、朴实而憨厚，对书法无比的热爱与执着，弘扬了传统书法的再现，而且把书法作为陶情怡性与咏怀明智的艺术之表现。无论楷书或是行草，与其说是对中国汉字及其历代经典书法的承继，毋宁说是在播种中国书法博大精深的精神食粮。
宋代苏轼《论书》曰：“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能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言外之意，如没有楷书扎扎实实的临帖再现能力，而直接进入行书或草书的盲目表达，无疑宛如瞎子过河，胜似好高骛远，或本末倒置，或书法无法，或逆道而行。庆川十五岁从唐楷柳公权《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入手，练其心志劳其筋骨，数年坚持不懈的临摹与悟读，汲取了“柳体”遒媚劲健、以骨取胜的抒写精神。“柳体”楷书本身得力于“二王”，出入于颜真卿诸碑的宽博与浑厚，兼收欧阳询的险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舒朗峻拔，穷变神明，取精用弘，使之形成方圆兼备，最露筋骨的“唐楷”鲜明风格。不善学者往往难以掌握“柳体”楷书的书写要领，易落硬直耸肩之弊端，误入蜂腰鹤膝之形态，甚至陷于乌、光、亮等馆阁体之窠臼。而庆川不然，凭其聪颖的天资，活跃易变的思想，将“柳体”楷书严谨的法度演绎得淋漓尽致，取其精华，聚其骨力。近几年那骨力劲拔的行草书作品就渊源于早期每日临摹“柳体”楷书之端倪。庆川对柳体的嗜好与钟情，也许内心倾注着柳氏某种心理与生理的共同特征，或是与柳氏的学书背景有着某种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数十年动之以情，心追手摹，形神兼得，取舍分明，入柳体之门而不被柳体书风所困。庆川性格正直坦诚，寡语慎言而辞清意足，几乎吻合了“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艺术思想。其书风劲媚相宜，筋骨相称，方圆兼施，颇具表现之气息。又，庆川性格开朗，为人正直率真，德才兼备，无论操行仪态，或创作的再现与表现，概避免内涵的空洞与玄乎。庆川一言九鼎的信守品质，论述问题的干净利落，势必造就庆川早已与浮光掠影、巧言令色、妖言惑众的花招划清了界限，徜徉于“心正则笔正”的再现与表现的书法创作之径。学乃后之不足，庆川永不满足停留在“柳体”楷书的基础层面上，近几年以来，对魏碑与六朝墓志广泛涉猎，曾一度迷恋于《龙门十二品》《张猛龙碑》《李壁墓志》等，采取心悟与日取的比较分析法，不断吸取魏碑外柔内刚的艺术特点，并遵循虞永兴所提倡的“字无常体”“水无常态”的命题有所深刻的理解和反思。故此，近几年庆川在追求唐人尚法的同时，也不乏对魏碑墓志的溺爱。将魏碑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结构天成的艺术特点与体法谨严的唐楷相结合，无意识中形成骨法洞达、点画峻厚、血肉丰美的楷书之表现。毋庸置疑，庆川那优美的楷书，其气势与意蕴应受“二王”行草笔法的严重影响，才呈现出意态奇逸、精神飞动、意趣盎然的艺术之奇险。
楷书是书法创作的根基，行草是书法创作的情感表达。庆川在青少年时期，在学习楷书的同时，已对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甚是痴，记得乐清师范学校刚毕业的那年春节前夕，庆川才十八岁，给山坑祠堂所写的春联就颇有“二王”法书之意蕴，让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倾慕之情。据笔者了解，庆川于乐清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与二王行草经典之作就已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几十年的岁岁月月，对二王行书、小草等法帖的临摹几乎笔耕不辍，甚至达到痴迷与狂欢 ，近几年浸染于米芾行书与孙过庭《书谱》，并作为终生学书之追求及其创作风格之取向。《六体书论》曰：“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毅遒健，过于家尊”。阐明了王羲之的书法合乎法度，和谐匀称，蕴含着中和、自然、隽逸之美。王献之将楷行草间杂，趋于恣肆率意，天真烂漫之意象。笔者依据庆川十一届国展的作品分析，其行草得力二王的神韵，既有王羲之清和淡雅的儒生气度，也有王献之、米芾奔放沉着的浪漫之形象，亦不乏《书谱》破而愈圆的小草之风格，植根于二王而延伸于二王流派之正派，徘徊于晋、唐、宋行草法帖之间。
庆川草书数年沉醉于唐孙过庭《书谱》，不仅学其形而常读其文，从字法、笔法到章法及书写思想概有深入的参考与借鉴。孙过庭本身是一个正直清廉，不慕名利、尊孔重儒之才。书法深得二王之精髓，尤以小草扬其澜，其用笔破而愈圆、纷而愈治，飘逸不乏沉着、婀娜而显刚健，追求一种综合而和谐的再现与表现，强调内容统一、心手欢畅、翰不虚动的至高境界。《书谱》书文并茂，不仅是习草的优秀范本，其理论思想堪称卓越，字美文更美。孙公对二王书法的继承与书学思想，其文章所涵盖的发展论、书体论、书家论、创作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六大内容体系，正给庆川提供了如饥似渴的学书需求，进一步激发了庆川对行草创作的思想灵感。情动形会，取会风骚之意；归于情深调合，妙契神悟之理。庆川在主张再现及融会贯通的艺术思想，重视书法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将真、行、草三体荟萃于笔端，朝着主攻行草理想的目标而奋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但从心所欲不逾矩，既能再现又能表现，岂不妙哉!
庆川行草虽未登峰造极，而已富有生动而质朴的书法艺术语言，展露二王高大的艺术形象和渐入佳境的艺术意蕴，并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始终贯穿于思想的倾向性与情感的隐蔽性。字如其人，人美字也美。其行草笔触如拂掠之笔画，或轻或重，如浮云遮蔽晴朗的天空；波撇勾截，好像瓯江的微风摇荡在碧波上，时而连绵时而中断，妙响随意而生，如同鼓瑟轮音。形象有聚有散，开合适宜，用笔轻松细腻，犹如芭蕾舞演员在露天的舞台上，那“轻、准、稳、美”的舞姿，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演绎着悠扬婉转的旋律，形聚而神逸，形散而意浓，颇具东晋风流倜傥之气质，方圆适度，正奇相生，轻重协衡，刚柔相济，斯为美善。
学海无涯，艺术无边。余才疏学浅，略知书理一二而未入书法之奥堂，兹论庆川书法之硕果，诚为惶惧惊恐，心有余而艺理不足。即将搁笔，凭微薄之思，愿庆川于习真书、行草的同时，如能俯贯八分、旁通二篆，多读书、读好书，将书法技能训练与学术之路齐头并进，或许书法创作更能迈出一大步。
本文作者：吕永生，汉字与书法研究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高校专职书法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