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曾说要复制克隆成功人士的脚步，那么冒昧地问一句您有没有克隆哪位大师的脚步呢?
崔：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克隆和复制了很多人的道路，因为我接触的太杂。在美学上跟从王朝闻等，从周汝昌先生那里克隆文学上的知识。同样，谁能把我的道路克隆来，也就是成功的。但实际上，我们克隆了太多别人的东西，特别是艺术创作上，如果克隆太多别人的，就是对艺术的侮辱。要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根据这个时代的特性，这才是自己的东西。
问：其实在您提到的与您接触过的老师当中，有很多争议比较大的，请问您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
崔：当年我想考范曾的博士，就问别人范曾老师招博士，要不要考?他争议大也有好处，就是容易被关注。当然，把负面的东西减弱，因为正面的东西是有用的。电视台采访我有关范曾老师的事情，我就说：只有大师才能流水作业，流水作业是大师的象征，这就改变提升了要表达的意思。大众有一把“尺子”，这个“尺子”是准确的，能证明我的高度，如果把它扔掉，怎么证明我的高度呢?我要维护这些“尺子”，所以为什么老先生会赞誉我，当然这种是鼓励，看长处，其中还有智慧。“大义正名分”，鼓励并且培养学术体系，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问：您刚才一直在说和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人相处的事，那么当您面对媒体发布一些对您有争议的报道时，您会怎样做呢?
崔：首先我肯定是置之不理的，中国有句话叫“越描越黑”，什么叫做“莫须有”，有谁会认真考虑你的每句话呢，能用脑子去判断的人多吗?第一个扔砖头的人其实是胡乱地去扔砖头，后来人多是起哄。遇到情况都先不说，话会被人当做新理由，继续被误解。
问：您写了很多有关美术评论的著作，当您写这些著作的时候会不会引起许多读者不能按照您的意思去理解?
崔：也许会的。一些人可能会集合起来理解你的错误。真正的对手我要感谢，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勤奋的，他们是我的“知音”。另一方面随便批评我的或者表扬我的，没意义，因为是不准确的。尺子是不准确的，所以批评没有意义。
